中国 缅甸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缅甸联邦总统，
一致认为，两国间久悬未决的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两国先后取得独立以后，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更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满意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历届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全面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
双方坚信，两国间全部边界的正式划定，并且成为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不仅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为此，双方决定在1960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奈温总理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基础上，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缅甸联邦总统特派总理吴努。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根据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友好互让的精神，缅甸联邦同意把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面积约为153平方公里，59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来划定从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的一段边界，但是本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的调整除外。
第二条 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考虑到缅甸方面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为220平方公里，85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的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面积约为189平方公里，73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三条 为了便于双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顾当地居民的部落关系和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双方同意对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划定的界线中的一小段，作一些公平合理的调整，把永和寨和龙乃寨划归中国，把羊柏寨、班孔寨、班弄寨和班歪寨划归缅甸，使这些骑线村寨不再被边界线所分割。
第四条 中国政府根据一贯反对外国特权和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政策，声明放弃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规定的、中国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直到在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然后继续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和察隅河为一方和除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以外的全部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为止。
第六条 缔约双方确认，从尖高山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以及从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的两段边界，过去已经划定，无需加以更改，界线如本条约附图所标明。
第七条 一、根据本条约第一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木浪凸）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大盈江）、龙川江（瑞丽江）、怒江（萨尔温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转东南再向东北行，经过水城山口（马赤伊车特山口）、班瓦山口、大沙明山、派赖山口（耶冒隆古基特山口）、茨竹山口（拉桂山口），到楚衣大河（楚衣和大河）源头。
⑵从楚衣大河源头起，界线沿楚衣大河西北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该河一支流的汇合处，即沿该支流北行，到以片马河（唐恰因河）的支流为一方、王克河（莫库河）及其支流楚衣大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上的一点，转沿该分水岭西行，经马赤洛瓦底（2423公尺，7950英尺），再转北到片马寨以西穿过片马河，沿山脊北行，经鲁克桑坂山并穿过干河（康好河）到吴中河（瓦索考河），然后沿吴中河西行到该河和小江（瑙漳卡河）汇合处，再溯小江北上，到该江和大巴底河（保德河）汇合处。从此，界线经过岗房寨以北，大体向东再向东南，沿着以小巴底河（泡西河）、吴中河为一方、大巴底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一点。
⑶从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上述一点起，界线沿着以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经过加俄都山口（沙燕山口）、沙拉山口、呜克山口（纳开山口）、泥自谷山口（吉吉萨拉山口）、考赤萨拉山口、琼吉山口、麻吉赤山口后，再向北大体转西行，经阿弄山口、麦瓦山口、邦唐山（邦唐拉孜）、容朗山口、柯拉拉孜，到土色邦拉孜。
⑷从土色邦拉孜起，界线沿山脊大体西北行，经2892公尺高地和2140.3公尺高地，到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到独龙江和它的北边一支流的汇合处，然后沿山脊向西北，到扛丹拉孜（龙戛旁）。
⑸从扛丹拉孜起，界线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不包括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再西北行，经过萨拉山口、聪惹山口（阿曼三山口）到宇朗山口。
⑹从宇朗山口起，界线沿着以察隅河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行，经过贡拉山口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
二、根据本条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上游支系、勐戛河、大巴江上游支系为一方、恩梅开江下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经大丫口（陇牵克特），转西北到小雀丫口（大巴枯克特）。
⑵从小雀丫口起，界线顺大巴江、勐戛河，再溯石竹河（巴乃卡，上游名卡同卡），到石竹河源头。
⑶从石竹河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勐来河为一方、巴窑卡河、玛li卡河、南山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西，到拉沙河源头。
⑷从拉沙河源头起，界线顺拉沙河、溯穆雷江和羯羊河（既阳江），经马脖子（阿路克特），顺南奔江南下，到南奔江和太平江汇合处，再溯太平江东行，到太平江和枯利河汇合处以西的小山梁和太平江相遇处。
⑸从太平江和上述小山梁相遇处起，界线沿着以枯利河、户撒河（南撒河）、南碗河的支流为一方、枯利河以西的太平江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到邦千山（板凳山）。
⑹从邦千山起，界线向南接金跌河，然后顺该河和南洼河（乓岭河），到曼允海寨东南、弄沙寨以北南洼河南岸一点，然后以直线向西南，转南行，到南洒河（曼丁河），从此顺过去划定界线时南洒河的河道到该河和南碗河汇合处，再顺当时南碗河的河道到该河道和当时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
⑺从过去划定界线时南碗河和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到瑞丽江和畹町河（南阳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从此，界线溯过去划定界线时畹町河的河道和卫上河，然后转西北沿南遮河（南色河）一支流到和南遮河汇合处，从此溯南遮河东行，经青树丫口，再沿勐龙河和过去划定界线时勐古河（南戈河）的河道，溯南开河和南邦瓦河，经一丫口，然后沿曼辛河〔南棒河，上游名南跌河（南勒普河）〕，到和怒江汇合处，从此溯怒江东行直到和地界沟（南扪河）相遇处。
⑻从怒江和地界沟相遇处起，界线向南沿地界沟而行，然后沿以勐棒河（南朋河上游）为一方、怒江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南到炮楼山。
⑼从炮楼山起，界线向东南沿瓦窑沟、麦地河南面的坡岭、板桥河和小鹿场河（新寨沟）而行，直到小鹿场河的源头。从该河的源头直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然后。界线溯南定河东行约4公里（约3英里）后，即向东南沿公母大山（来兴山）西北山坡到公母大山山顶。
⑽从公母大山山顶起，界线向东南沿恭勐河（南涝沙河）一支流，到和从东南流来的另一支流汇合处，再溯后一支流到马落寨西北的一点。从此，界线以直线到马落寨西南一点，再以直线穿过云兴河（南大河）的一条支流，到上述支流和云兴河另一支流汇合处以东的仙人山，然后再沿云兴河上述两条支流的分水岭而行，到其中西面支流的源头，再沿勐林山脊向西转西南，到勐林山山顶。从此，界线沿南板河向东转东南行，到该河和从西南流来的在垭口寨东北面的一支流汇合处，溯该支流西南行，到垭口寨东北一点，从此转南，经过垭口寨以东的一点，穿过垭口寨南面的南板河一支流，即折向西行，到招保寨（达克莱诺）稍东的南衣河源头。从此，界线沿南衣河、南模河南行，再转东沿南滚河、巧克河而行，到巧克河的东北源头。
⑾从巧克河的东北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南滚河上游支系为一方、巧克河的南面支流和南丁河（南屯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南转东而行，到羊柏寨西侧一点，向东经过羊柏寨以北100公尺处，再向东直到一小河在上述分水岭上的源头，然后沿山脊东行到勐董河（南董河，上游名大董河）一支流的源头，再沿该支流向东转东北行到和勐董河另一从东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从此沿该支流到勐董河和龙达小河（南浪河）之间的分水岭上的该支流源头。然后界线向东穿过分水岭到龙达小河的源头，再沿该河而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支流汇合处，再沿该支流向北，然后穿过岗宾脑山脊上的一点，沿一河谷大体东行，穿过龙达小河一支流的两个分支流的汇合处，转向东北，到以勐董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1941.8公尺（6370英尺）高地。从此，界线沿着以勐董河、腊勐河（南勐河）、黑河、库杏河（南卡蓝河）、南卡镐河（南项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东转南再转西北，直到来劳寨西北该分水岭上的一点。
⑿从来劳寨西北上述分水岭上的一点起，界线顺最近的南卡镐河支流而下，然后顺南卡镐河到其和从西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再溯该支流大体向西南，到该支流在2180公尺（7152英尺）高地东北、离该高地最近的源头，然后在上述高地东南150公尺（492英尺）处穿过山脊，转南到发源于上述高地最近的南弄河（南洒克河）一支流的源头，然后沿该支流到和南弄河汇合处，再沿南弄河、南锡河、南卡江，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再溯南永河而上，到其源头。
⒀从南永河源头起，界线向东南到纳乌河和南配河（南亚河）的分水岭，再沿该分水岭大体向东，继沿纳乌河，到和南来河的汇合处，再沿纳乌河和南来河的分水岭而行，到昂朗山（洛昂朗）山脊，向北沿山脊到昂朗山山顶，再大体向东沿山脊穿过南洞基克河，然后沿着以拉定河（会缺台河）以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和南腊河（南马河的支流）为一方、拉定河以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邦顺山（洛邦顺）山顶。
⒁从邦顺山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拉定河、南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乐河的河道、南卧河（南卜河），到南卧改乃山（洛外南）上的南卧河源头。
⒂从南卧改乃山上的南卧河源头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以南腊河（南垒河的支流）、南派河、南西河（南霍河）为一方、南品河、南卯河、南西板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三面坡（洛三勐）。
⒃从三面坡起，界线大体向东北，到南览河西岸的一点，然后顺该河而下，到南览河南岸的鸠那山脚，再大体东南行，经过灰令亮（灰莫秋）、拉地、南孟号，到麦牛栋，再大体向东北行，穿过龙曼当，到灰腊小河，再沿该河向北行，到该河和南览河汇合处。然后，界线向东转南沿南览河、南桔河（南舍河）、南甲河（回洒河），到垒连底法山。然后界线沿南摩特河（南麦河）、南洞河、南达河，到悻岗垒山（马行拱山）。
⒄从悻岗垒山起，界线向东沿着以南阿河及其上游支系为一方、南洛河（包括其支流南黑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直到广变乃山顶。
⒅从广变乃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北沿回勒河（南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阿河的河道而行，到南阿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即顺澜沧江而下，直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汇合处止。
三、本条所述的两国全部边界线以及双方在联合勘察时所树立的临时分界标志的位置，标明在本条约所附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全线图和某些地区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凡是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不能通航的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能够通航的河流以主要航道（水流最深处）的中心线为界；如果界河改道，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两国的边界线维持不变。
第九条 缔约双方同意：
一、本条约第二条所规定应该移交给缅甸的猛卯三角地，在本条约生效后，即成为缅甸联邦的领土。
二、本条约第一条所规定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第二条所规定应该划归中国的班洪、班老辖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由缅甸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三、本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调整地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分别由缔约一方政府移交给另一方政府。
第十条 在本条约签订后，根据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将继续对两国的边界线进行必要的勘察，树立新界桩和订修、改造旧界桩，然后草拟一项议定书，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的走向和全部界桩的位置，并且附入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上述议定书经两国政府签订后，即成为本条约的附件，该项详图将代替本条约的附图。
在上述议定书签订后，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止，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即行失效。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两国边界正式划定后，如果发生任何边界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仰光互换。
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在本条约生效后，除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本条约第十条中另有规定外，过去一切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换文和有关文件即行失效。
本条约于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缅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缅甸联邦全权代表
周恩来 吴努
（签字） （签字）
注：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60年12月20日批准，缅甸联邦总统于1960年12月29日批准。条约自1961年1月4日生效。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

吴伟增


　　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

　　关于量刑情节的界定不外乎法定和酌定两种。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次数、数额、后果、对象的个数等。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影响量刑的问题，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责任对于量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酌定情节”。

　　然而，随着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对于犯罪原因的考察和定位使得学界不得不对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影响加害人犯罪行为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再认识。 [①]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犯罪发生的促成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不可忽视。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有过错责任的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被害的主体；既是犯罪的“积极对象”，又是被害的消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害人就是犯罪的缔造者。 [②]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外刑法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③]并得出了基本结论：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有被害人的某些案件来讲），应该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④]

　　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已有时日，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刑法立法以及诸多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处理。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试点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又一次明确地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有一般过错的，轻处10%。学界的呼声又一次被湮没，从而形成了学术与法制的“脱节和对抗”。

　　关于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量刑的原因学界已经充分的研究讨论过，并且也提出了“去酌定化、要法定化”的学术主张，但是立法界不为所动，原因何在？笔者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学界虽然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作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没有依据此划分的标准提出实际可行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措施。

　　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就曾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四种：一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小于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被害人的言行举止、违反社会道德等因素会显示出诱发犯罪的“假象”，加剧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二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可责性相等同。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自身或者外在的诸种原因而成为“被害人”，例如双方因为琐事争吵继而发生争闹打斗，导致伤亡的情况。三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大于犯罪人，被害人在犯罪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四是完全归责于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是犯罪的实施者，只是由于“加害人”正当防卫行为的掺与，从而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⑤]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区分为诱惑型过错责任、利益冲突型过错责任、情绪刺激型过错责任等。 [⑥]纵使学界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做了相对完备的划分，并且提出了划分的一些依据和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学界没有意识到：既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有完全责任、重大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之分，在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时候，为什么就没考虑到其中的“轻重缓急”情况呢？为什么会一直呼喊“去酌定化，要法定化”这个空口号呢？被害人过错责任确实应该在量刑中得到体现，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上升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但是，有选择、有区别的“法定化”才是明智之策。立法之所以迟迟未予理睬这一学界呼声，原因大抵如此而已。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压力和民意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又一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 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 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 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我国古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现阶段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 [⑦]

　　以上两点原因应该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主要障碍。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点原因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笼统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陡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而不仔细区分其中的程度范围、轻重缓急，就会遭遇刑法立法的抵触，更会引起被害人家属的反抗。其实，以上笔者总结的两点阻碍原因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论证、考虑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基础上，有区别的予以“法定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⑧]笔者将站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详见下文：

　　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之细化

　　虽然笔者在上文中提出“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笔者认为区分的力度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按照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程度为区分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最终的“被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最终的“加害人”）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反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最初的加害人主观上“技不如人”、客观上犯罪环境不利等因素，最终导致自身的伤亡，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由于正当防卫行为因素的介入而完全转换，完全是“被害人”咎由自取，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负完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归责为“加害人”，“被害人”具有强烈的可责性；而且，刑法立法还鼓励、支持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是“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或者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侵害”的需要。

　　2、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十分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重大责任”。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虽不常见，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⑨]

　　被害人在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前，往往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对加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并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可责性大，最终促使加害人“忍无可忍”而以犯罪的形式爆发出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被害人以暴力侵害加害人的人身权利，激起加害人犯罪的（排除上述第一种“正当防卫”的情况）。例如：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加害人当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正当防卫，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寻求国家公力救济，而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可以这样讲，加害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先前违法犯罪行为所引起，只是加害人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已经错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继而转变为故意犯罪，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第二、被害人以卑劣的手段（排除上述“暴力侵害”的情况）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激起犯罪的。这里所说的“以卑劣手段”侵害加害人的权益，指的是被害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严重侵害加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⑩]例如，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被害人通过欺骗、诈骗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加害人财产，使得加害人“一无所有”，后来认识到被害人的卑劣行为而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再如被害人以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如升迁、提高待遇等）对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妻子而进行奸淫，后来因为被害人没有兑现其条件，加害人对被害人愤而“挥刀相向”，或者加害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遭受上司的强奸而进行暴力犯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虽然是最终的受害者，但是其被害前的各种卑劣的手段和行为（有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成为加害人犯罪的最大原因。

　　第三、被害人多次、长期严重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害人一再忍让、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对具有重大过错的丈夫“以暴制暴”。因此这里，笔者就以家庭暴力催生的“以暴制暴”现象来阐述。据有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中的受害妇女（绝大多数女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对施暴者进行反抗。受害方往往由最初的默默忍受到后来的爆发，爆发的形式有两种极端——和缓的方式和激烈的方式。和缓的方式就是受害方与施暴者离婚，甚至离家出走，摆脱施暴者的控制；激烈的方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主观上想报复施暴者、不忍心丢下孩子等，客观上无法摆脱施暴者的控制）而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摆脱施暴者。以下的数据统计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妇女“以暴抗暴”典型案件判决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加害人 触犯罪名 判决结果
1998年 辽宁 龙晓琪 故意杀人罪 死刑
2001年 河北 李守瑞 故意杀人罪 无期徒刑
2003年 河北 刘栓霞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 北京 王雪英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1年
2004年 北京 刘二巧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3年
2004年 南京 丁晓林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5年
2005年 内蒙古 刘颖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2005年 北京 李某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