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迟晓然

论文提要：本文从法律作为抽象性规则，法官工作的说理性的特征出发，从六个方面来深入剖析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原因，结合实际审判工作，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解决方法进行广泛的探讨，充分的阐述了三点意见：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首先要提升法官的公信力；二、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要对程序管理权进行制约，对现行审判管理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将程序性管理事务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剥离出来；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要以加强审判活动中的说理过程和体现裁判文书的说理作为切入点。

管子曰：“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也”，也就是说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是是非曲直的尺度，是定纷止争的标准，同时法律是一种抽象性规则，其与具体案件的衔接主要在于法官如何将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之中，以其固定性的规则去应对变动不居的人，纷繁复杂的事物，做出对当事人利益重新认定的判决。这个以法官行为处分当事人利益的判决能否让当事人接受便是司法公信力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尽人意的，国家信息局相关资料显示“求决类”信访在各类信访中比例最大，据2004年的统计，涉法涉信访案件在“求决类”信访中的比例已超过30％，为数最多，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法院这个国家强制力保障下的定纷止争的机构的公信力如此不足，使广大人民对司法公正产生如此大的不信任，使“信访不信法”现象频频出现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司法的公信力得到提升呢，下面笔者仅从以下几点来谈一谈自己的浅见。
一、司法公信力不足产生的原因
司法公信力是群众对公正司法的客观评价，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有多方面，其制约因素包括来自司法本身的与司法之外的多方面的因素。
（一）法官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办案的自我低调，判决书的格式局限，无法凸现法官的个性化，使法官自身很难具备自然的公信力，加之仍存在少数品行不端的法官司法不够廉洁，不同程度的存在吃拿卡要，枉法裁判，办金钱案，人情案的情况，虽然这种现象只是少数，但这极少数的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力是不可估价的，因为司法本身是化纷止争，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而这解决矛盾的程序存在不公正要比其他行政的多次不公为祸尤烈，也就是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以说人们对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过若干普法教育，也不是对系列法律文本的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发生在自身或生活周围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件逐渐明晰的，那么，法院这个“讨说法”的地方一旦存在瑕疵，必然导致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部分涉诉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必将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即对司法的不信任。
（二）社会的法律教投入不够，老百姓不知法、不懂法，使百姓的认知与法律的标准相去甚远，未能衔接，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往往对司法的期望值很高，只有认为自己有理，自己能赢才会打官司，但判决下来，总有败诉一方，而败诉者又有极大多数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将责任归咎于他人，而法院的审判又有其内在的司法规律，对这一规律的遵循与群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法院讲究证据，因为事实不具有再现性，法院只有通过证据链条来最大限度的证明曾发生的事实。而绝大多数群众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即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便认为是司法不公，如诉讼时效问题就往往成为当事人不能理解法院工作的症结，可以说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性，诉讼权利是有过时不候的特点，而有的当事人不了解这一点，过了诉讼时效才来主张权利，当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当事人往往不从自身找原因，直接质问法官“他欠我钱是不是事实，自古欠债还钱，你们法院能不能为民作主，讲不讲公正……”，从而极大的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
（三）司法地方化，法官地位的尴尬性直接破坏司法的公信力。当前，司法机关的设置是以行政区化进行的，隶属于地方政府，在受地方政府的领导的同时，还设有一级政法委、专门管理公、检、法三机关，法院的人、财、物直接受致于地方政府，随时听从地方政府的召唤，今天组织去听招商报告，明天去参与法律咨询，从而使法院不同程度的提前介入纠纷，即参与了咨询的案件以后一旦涉诉很可能使法官先入为主，使当事人产生不信任，而一些涉及招商引资的案件又要受致于地方政府，不敢去碰招商引资的高压线，而这些原因引起的不公， 当事人不会去追究其他原因，而只会指责法院的不会，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质疑，产生“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的现象，使部分群众不相信法院的公正，进而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判决，使当事人产生了在裁判结果出来前，自行或托人到党委、政府及致司法机关内部找关系的习惯，以此来给承办法官施加压力，从而给有关机关、领导及知情群众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现象，另外，法官本身应是一个低调、超脱的群体，当前社会正处转型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社会矛盾都在寻求其适当的解决方式，法院这个解决纠纷的机构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处于矛盾纠纷解决的风头浪尖之上，而中国的法官的地位与其肩负的使命是严重不符的。先说法官要受致于地方政府，要时刻听从地方政府的召唤从事那些不属职业范畴内的活动，使法院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在处理纠纷时特别是行政案件时极大的破坏司法的公信力，再说法官的级别、待遇，在地方政府中法官工资是最低的，级别也是最低的，如我所在的基层法院各庭正职庭长都未能全部达到副科级待遇，审判员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话形容当代中国的法官是“戴着镣铐的舞者，未上保险的侦探”这一比喻也有几分贴切，笔者认为对于处于如此尴尬地位而又肩负解决纠纷责任的中国法官在百姓眼中的公信力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四）案件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与最终裁判权的结合亦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往审判方式改革往往停留在司法独立改革、法院外环境等方面，对法院内部的管理结构改革不够彻底，解决不够具体。如大立案，仅是将案件立案送达排期后就转交业务庭自行处理，有的法院还未达到这个标准，仅是业务庭内部的送达与审判分工，从而将填发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和展示等庭前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申请证据调查把关权都交由主审法官进行，从而使主审法官过早的接触当事人，从而使有的当事人在开庭前就会形成主审法官不中立的看法，所以这种案件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与最终裁判权在同一法官身上集中的现象必然会降低司法的公信力。
（五）司法鉴定的不规范也是对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原因，司法鉴定是整个司法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诉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然而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呈现“多系统、多层次，自成体系，各自独立”的鉴定体系，鉴定人资格无统一标准，政治、业务素质参差不齐，鉴定质量难以保障，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形式，作出鉴定的人都很少出庭接受质询，从而使鉴定结论广泛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同时需鉴定的问题大多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如医疗、建筑等，法官在审理时必须以它为依据 ，这就使鉴定结论成为了影响证据公开质证、认证的症结性问题，特别是一些医疗事故鉴定，面对医院天书般的病志及高深莫测的鉴定结论，莫说当事人不能信服，就连法官也无所适从，这必将使司法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六）裁判文书说理不透彻，透明度不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法院的工作是说理性工作，法官的工作在于在程序的范围内根据法律来说理和判断、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判决书的制作上必须忠于法律作出判决，然而实践中，我们的裁判文书中对整个案件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具体内容缺乏公开性，从而在审判内部机制上或多或少地降低了裁判文书中需阐述的各个内容要素的完整性要求，无法充分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不利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进而影响了裁判文书说服力和公信力。同时长期以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在理由论述上始终停留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基础上，不注重说理的透彻性，理由的陈述上，从而使我们最终解决问题的裁判文书缺少理论依据 ，突兀的进行判决，内容不够丰满，不让人信服，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
二、解决司法公信力降低的几点探讨性意见
（一）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要提升法官的公信力，自古以来，我国绝大部分的民间纠纷都在部落或族亲中威望老人手中得以调停化解， 许多纠纷在威望老人嘴中，一句半句话就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涉及不到什么程序问题，也更不会出现有人不从的问题，他们处理纠纷的结果为何有如此大的公信力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究其原因便在于这些部落或族亲中的威望老人前的“威望”二字，这两个字是靠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行为，语言、思想火花、人格魅力所逐渐沉淀形成的自身的“服众力”和“威望”，深层次的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服从心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信力，我们今天的法官该如何去形成这种“服众力”与“威望”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树立法官职业神圣的理念，法官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要树立起神圣的职业信仰，信仰法律、坚持正义，以极大的自尊与公平正义来筑起自己的威望，形成自身的社会行动；其次广大法官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树立起司法权威，“练内功，强筋骨”才能成就一名职业法官的社会威望；第三，法官理应保持低调，因为法律是保守的，法官应为保守人的职业，他应懂得孤独对于职业的重要性，严格的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从自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出发，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为了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我们应当与一般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保持适当的分离，以避免千丝万缕的人情网、关系网对司法天平的影响，与所在民众拉开距离才不致于使公众对法官的中立产生怀疑，从而使法官确立起自身的公信力。综上，笔者认为法官个人的公信力直接决定着司法的公信力，广大法官必须以自己崇高的职业道德与人格魅力去建立起与自身职业相称的社会威望，笔者认为“宠辱不惊闲看庭产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应是当代法官不懈追求的精神境界，有了欲望才有了罪恶，法官这一处理纠纷的专业法律人必须超脱于俗事与私欲，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才能建立起普遍的社会公信力。
（二）对审判的程序管理权进行制约，对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将程序性事务人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剥离开来，从而充分体现司法公信力。首先从现在法院制度层面上看，我国的各级法院均没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及审判员若干人的审判队伍，他们在审判职责上不存在差别，都需履行法官的职责，但有一点，即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庭长指定，从而使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在审判上具有比一般审判员更大的司法权威，但他们又担负着法院内部的非审判行政管理事务，很容易地为司法权行使过程制造准介入因素，使行政官级化办案理念成为了必然，故笔者认为在一个有众多法官的法院中，必须对这种附属于审判程序管理制度进行制约，使办案法官不受内部影响，保持中立与独立、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第二，在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中，案件立案后，由立案庭排期后，就交审判业务庭自行操作，还有些法院现在立案庭还负责立案，而填发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和展示等庭前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申请证据调查等等的把关，这些职能的行使使得主审法官早早地将司法决定权把握于手中，左顾右盼，重说轻，轻说重和过早对案件的评断也就常常地出现在极个别的法官嘴上，当事人听起来就极为不舒服，从而使当事人在开庭前就会形成主审法官非中立的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从案件将来公信力的形成上，还是对法官和当事人自身上这种案件流程模式都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因此笔者认为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应向深层次切入将案件的审判程序性事务权与司法决定权彻底剥离，借助程序公信力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信力，推行一种纵向意义上的审判行政事务与审判权剥离改革的管理模式，按照2005年2月份最高院赋予立案庭案流程控制权的基础上，向外延伸，将案件的程度性事务工作如证据交换、展示和固定，证据的调查和保全、案件程序与诉讼进程的决定权等审判程序性事务工作全部在立案庭行使，从而建立起一个集案件效率动态管理体系中心与行使审判程序管理职权为一体的案件综合服务部门—大立案，而作为负责审判的业务庭，只负责举证期限届满后接受案件，并按立案庭决定的时间开庭审判，而二次开庭的或有其他程序性工作的则开函给立案庭排期及完成，从而实现审判实体决定权与审判程序性事务的彻底剥离，充分体现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的现代司法理念，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三）以加强法律推理，强化法律思维，作为切入点，加强审判活动中的说理过程，体现裁判文书改革的说理功能。从而以法官的释法明理的裁判文书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法官，我们工作的性质便是说理，我们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律人必须用一种职业方式来看待法律，必须依照在程序的范围内根据法律来说理及判断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核心是法律说理，我们工作的最终裁体—裁判文书也必须体现出说理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推理的过程。法律推理是审判活动中的思维活动，同时也是受法律约束和调整的法律活动，在审判活动中进行法律推理时必须受现行法律约束，现行法律是法律推理的前提和制约法律推理的条件，但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适用法律推理时，一方面要遵守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价值判断，实际上会在价值、利益、历史、目的等四维因素作用下的综合作业，也就是说在宪法规定的原则和思想利益上计算和平衡。在裁判文书制作中为了使法律推理正当，我们需要秉承司法责任的理念，培养法律感觉，明确了解法律价值的内容和法律价值体系的结构，依据 作为技术使用的法律逻辑，对每个价值判断进行合理化作业，使每个判决都具有创造性—解决本案的特殊问题，又具有普遍性—符合法律的目的，从而以 一份说理透彻、推理严密的判决书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曾有人说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最大的诚信危机，此言虽无具体的依据，但笔者认为诚信应为社会的根本，普通公民的诚信是社会风气的组成部分，而上升到法院的公信力将左右着社会诚信的发展方向，如司法这一处理纠纷机制丧失公信力，后果则是十分可怕 的，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从自身做起，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以上仅为笔者的几点浅见，不正之处请指正。

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审理中几个实践问题的分析　

闵涛


　　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犯罪手段、情节相对更为恶劣。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犯罪适用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操作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对聚众斗殴犯罪构成的认识、犯罪情形的认定以及刑事责任的确定等问题却存在较多的分歧。因此，笔者对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聚众斗殴犯罪的问题，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操作进行如下分析。

一、聚众斗殴罪的概念和特征

　　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私仇、争霸一方或者其他非法目的，纠集多人拉帮结伙地互相斗殴，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其特征是：

　　（一）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即在特定条件及造成一定程度的后果时本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造成轻伤以下结果时，刑法规定作为聚众斗殴罪一罪处断。但当造成重伤以上后果时，刑法规定从一重罪处断，即按照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罪定罪。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秩序主要是指公共场所秩序，但不局限于此，乡村、城市居民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场所等秩序也应包括。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聚众斗殴行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暴力性特征。典型的表现形式为不法集团或者团伙之间成帮结伙地打群架，互相殴斗的行为。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单方面结伙殴打另一方的也能构成。也就是说，聚众斗殴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双方的合意行为、但这并不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要构成条件，一方的行为也可以独立构成。同时，聚众斗殴的客观方面还具有规模性和暴力性特征。因此，聚众斗殴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往往会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同时，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要正确界定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必须从犯罪的主客观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从而正确定罪量刑。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聚众斗殴的主观方面显然是出于直接故意，具体表现为了争霸一方，报复他人，或者为了寻求刺激等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犯罪动机，这是本罪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
　　（四）犯罪的主体。聚众斗殴犯罪的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即只有参加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才能构成本罪。

二、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审理中几个实践问题的分析

　　双方纠集多人相互殴斗是聚众斗殴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但某些非典型的犯罪形式只要具备了本罪的构成要件．依然可以按照本罪论处、并与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有：

　　（一）一方临时产生故意情形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一方纠集多人寻找另一方斗殴，而另一方本没有犯罪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犯意并引发双方大规模斗殴的案件。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依照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判断。例如：甲方纠集多人与乙方殴斗，乙方无意斗殴被迫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再纠集他人实施更大规模的斗殴。乙方由于其临时产生犯意，并聚众与对方互殴，其行为已符合了聚众斗殴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但强调是处理此情形的案件时要严格区分聚众斗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防止错判。

　　（二）双方均为多人特殊情形的定罪问题

　　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双方均为三人以上的是聚众斗殴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会导致定罪的改变。例如某甲与某乙因经济纠纷产生矛盾，甲纠集多人并携带凶器多次寻找乙及其好友。一日双方相遇。某甲一方多人即冲上前殴打某乙等人，而某乙一方则无意与其打斗，但见气势只好应战，后乙方报警，甲等人逃离现场。对本案是否达到犯罪程度在此不论。但对甲乙双方是否为聚众斗殴有分歧意见。笔者认为，某甲为报私仇而纠集多人，具有与某乙一方进行互殴的故意，并实施了殴斗行为，而某乙一方虽人数达三人以上，但并没有与对方互殴的犯意。某乙方的“应战”虽也导致了互殴情况的发生，但其行为缺少聚众斗殴的主观构成要件，所以该案中应认定某甲一方的行为是聚众斗殴，而乙方则不构成。又如：被告人甲纠集多人，欲将与其有矛盾的乙打伤，遂带领多人到乙的工作单位，乙和同事在谈论工作，双方发生大规模殴斗，导致双方均有人员受伤。此案中被告人甲纠集多人的动机是为报私仇，但其故意内容是要将乙致伤，并行为指向特定的乙，所以说甲没有互殴的故意，只有伤害的故意，而乙及其同事也没有互殴故意。从客观表现形式看双方实施互殴行为，但由于缺乏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不应以聚众斗殴定罪。因此，可以认为，对于一方纠集多人以上，有与对方多人互殴的故意，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殴斗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如果另一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则不能以聚众斗殴罪定罪。

　　（三）一方未达多人情形的定罪问题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因私仇及其他纠纷引发双方实施殴斗行为的案件，其中一方人数达三人以上，而另一方则不到三人，甚至只有一人。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必须双方均有聚众行为，斗殴则必须在聚众的基础上双方打群架，进行互殴，所以此种情况不应按聚众斗殴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不排除一方聚众并实施殴打他人的情况，单方可以独立构成，只要符合聚众和殴打条件的均可以单方面构成。笔者认为，处理这类案件时要防止片面强调客观行为。忽视了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从而导致简单化的错误认识，针对这种情况，要注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双方是否有互殴的故意内容。

　　例如，吴志忠酒后在五大连池市“千宇歌吧”与北安市付云雨发生冲突，吴志忠被付云雨等人殴打后，吴志忠找到王忠等人手拿砍刀找付云雨报复，在“千宇歌吧”将业主被告人的妻子魏宏殴打，魏宏将此事告诉了在北安的付云飞，付云飞找来姜有库等人乘两台轿车携带砍刀等器具来到五市魏宏所开的歌吧，在准备寻找吴志忠等人时，吴志忠、王忠二人持械赶到，双方发生殴斗。从此案可以看出，双方的犯罪动机是为报私仇、争霸一方，并均有与对方互殴的故意；客观方面，一方纠集多人，实施了互相殴打的行为，而另一方虽然未达到多人，但在犯罪故意的驱动下，积极与对方殴斗。所以斗殴双方均具有聚众斗殴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均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再如：被告人王某在宾馆与门卫发生口角，王某纠集多人，携带棍棒等凶器，预谋与门卫进行大规模械斗。当王某一方进入该宾馆时，见到门卫即殴打，门卫奋起反抗。从此案可以看出，被告人一方具有明显的犯罪故意，但其故意内容是互殴还是伤害呢?从其预谋的内容来分析，其故意的指向主要不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或者安全，而应是社会公共秩序，其实施的行为方式是与对方进行互相殴斗。所以说，具备了互殴的故意，也具有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行为分析，实施了斗殴行为，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而门卫则没有与被告人进行互殴的故意，不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同样，门卫的行为性质也不影响王某聚众斗殴罪的构成，王某一方可以单独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李庆超在北安市健康路四道街新华网吧上网时，与在七道街恒通网吧上网的韩天威在网上互相辱骂，李庆超即纠集杨超、马天生（绰号“秃子”）、刘春明、赵小峰、王超等人持砍刀等凶器，乘出租车来到恒通网吧，将韩天威叫出，杨超持砍刀砍了韩天威的背部，韩跑回网吧，被害人张延龙从网吧出来拉仗时，被杨超、李庆超、马天生、刘春明等多人砍伤，后杨超、李庆超等人逃离现场。被害人张延龙经住院诊断为：右膑骨骨折。经法医鉴定系轻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一方为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殴案件中，有聚众斗殴故意，应以聚众斗殴罪论处；没有聚众斗殴故意的，则不构成聚众斗殴罪，而不应简单地从双方人数来定罪量刑。

　　（四）两种法定情形的操作问题

　　刑法第292条第1款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1、多次聚众斗殴的；2、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3、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4、持械聚众斗殴的。”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法定情形在理解和掌握上常常有分歧： 　　

　　1、“多次聚众斗殴的”的理解和掌握

　　“多次”一般是指聚众斗殴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对于“次”的理解，是容易掌握的，但在斗殴行为发生间断或地点变换等情况下，对次数的认定上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由于聚众斗殴罪系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且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构成本罪，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聚众斗殴又具有持续性、连续性特点。依据持续犯的理论，对出于一个犯罪故意、一个犯罪目的，实施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一个罪名，并且为实现一个犯罪目的，行为处于持续发展状况的是持续犯，而持续犯只能作为一次犯罪对待。而连续犯则指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数个犯罪行为，触犯一个罪名，从刑法理论上连续犯属于同种数罪，但不并罚。因此，聚众斗殴行为是一次还是数次，关键是要分清是持续犯还是连续犯，持续犯只能认定一次，连续犯应以同种数罪的个数认定次数。据此，构成聚众斗殴次数的基本条件应当是指包含从聚众斗殴的起意、纠集、预谋、实施到结束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为一次，而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为积极追求其犯罪目的而间断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或者变换斗殴场所的，应作为一次认定。具体而言，构成一次的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具备一个独立的聚众斗殴犯罪构成；二是时间上没有明显的间断，有间断的也是为延续犯罪作准备。如斗殴暂停时，约定再纠集更多的人继续斗殴的；发生在两处及两处以上地点的斗殴是一种行为的正常延续。三是斗殴行为的间断，地点的变换是行为人主观上未放弃犯罪或者认为犯罪目的未达到而自然导致的。

　　2、“持械聚众斗殴的”的理解和掌握

　　“持械”是指在聚众斗殴中使用器械或者携带器械并且主观上有使用的企图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这里的“器械”包括：治安管制刀具及枪支、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该情形包括事先准备器械并持器械参与斗殴的，也包括在实施过程中临时获得器械并持器械进行斗殴的。对于在斗殴中有人持械的，那么，未持械的行为人是否要认定为“持械”？笔者认为，凡参与预谋的，在预谋时明确要持械斗殴，在实际斗殴中有人持械的，未持械的行为人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对首要分子同样要予以认定。在聚众斗殴中一方持械而另一方未持械的，对持械一方依照上述原则认定，对未持械一方则不应认定。

三、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定罪及刑事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