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桓仁满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月31日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五章 财政金融管理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桓仁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隶属于辽宁省本溪市，是实行满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桓仁镇。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地方政权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法律以及本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单行条例，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五条 自治机关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报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七条 自治县依据国家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规定的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
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八条 自治县重视对各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一条 自治县境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军事单位、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代表中，满族代表的名额应与满族人口在自治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适应，其他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满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应与满族人口在自治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适应，其他民族的公民也应有适当名额。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满族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的县长由满族公民担任，在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满族公民应占一定比例，其他民族公民也应有适当名额。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文件刊头，大型会议会标，自治县国家机关的公章、牌匾，使用满、汉两种文字。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机构和编制总数内，自主地确定、调整自治县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报省、市人民政府备案。
自治机关自主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县的企业事业单位，非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自治县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
自治县境内隶属上级国家机关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应照顾自治县的利益，在招工招干时，应当优先在自治县内招收，在同等条件下，对少数民族人员优先录用。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培养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并注意在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培养使用干部。
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自治县建设。优待、鼓励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到偏远、贫困地区工作。
自治机关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机关对长期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可采取相应的优待、鼓励措施。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的院长或副院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应当有满族公民担任，工作人员中应有适当名额的满族公民。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和检察案件时，使用当地通用的汉语言文字。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人民法院审理自治县的行政案件，以有关法律和法规为依据，并以本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各民族原告人、被告人有权聘请本民族的律师。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要坚持改革与开放的方针，依靠科学技术，发挥资源优势，不断调整产业、产品结构，逐步建立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把桓仁建设成为工、农、贸、旅经济类型区。
自治县要以农业为基础，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要以工业为重点，发挥中药材资源优势，振兴制药业。发挥水、煤资源优势，振兴能源业。发挥林业资源优势，振兴木材深加工业。发挥矿产资源优势，振兴采矿冶炼业。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振兴土特产品加
工业。加速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地位，提高粮食产量，调整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强化多种经营生产，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对农业的宏观指导，提高
商品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家家户户奔小康。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战略任务，坚持以乡村工业为重点，以采矿业为突破口，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形式。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
服务，快速实现繁荣、稳定、协调的自治县域经济。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承包地属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废的，收回土地使用权。
自治县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征用土地时，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缴纳各种费用。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及有关规定，土地管理费留成比例享受一定的照顾。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林业生产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制定林业生产规划，积极发展合理利用用材林、薪炭林、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加速改造劣质低产林份，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资源的利用率。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确定境内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鼓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宜林荒山荒滩造林。支持个人在房前屋后、自留山植树造林，谁种归谁所有，允许继承、转让和买卖。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森林资源，实行封山育林，控制森林消耗，严禁乱砍滥伐，禁止毁林开垦和其它毁林行为。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森林资源开发，林产品经营和运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自主权。
第三十条 自治县重视畜牧业生产，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实行科学饲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统一规划，综合利用。
发展以水力发电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加强电力设施的管理与保护。
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水产养殖业，保护水产资源，加强渔政管理。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依法保护风景区、自然保护区，重视发展旅游业，合理开发、建设、管理旅游景点，逐步形成综合配套的旅游体系。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依法管理境内的矿产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发矿产资源，必须依照法律和国家规定进行审查批准。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县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中央、省、市及所属公司、企业事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在自治县内开发资源，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补偿费和其他有关收费，其留成比例高于一般县。开发利用水资源时，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和库区群众生产、生活有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和保护境内的中央、省、市所属企业的生产发展而使自治县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时，受益单位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县属企业和乡镇村集体企业，鼓励、引导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交通运输业，坚持统一规划、国家投资、地方补助、单位集资、群众投入劳务的原则，加快公路建设。同时，创造条件建筑铁路。
自治机关自主决定县内客运路线，依照有关规定自行办理机动车辆牌证。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发展邮电事业，加强邮政、通讯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发展商品市场，加强市场建设和管理，保护公平竞争，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自治县的国有商业、供销合作社、医药经营和新华书店等企业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生产和经营民族用品的企业，在能源、贷款和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有关规定的照顾。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坚持城乡一体，贸工农结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搞好农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的精深加工，发展采矿业和创汇农业，建立出口基地，扩大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加速积累资金，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体系。
自治县的对外贸易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在计划、配额、出口许可证、外贸企业和自营出口企业流动资金等方面，享受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加强城乡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城镇和农村。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基本建设时，应服从自治县的总体规划。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为国内国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来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提供方便条件，给予优惠待遇。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做好扶贫工作，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帮助贫困乡镇和贫困户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脱贫致富。

第五章 财政金融管理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地方的财政资金，自行调整财政预算。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或者调整财政体制时，享受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照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因行政区划改变、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变更、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其它原因，使财政收入和支出受到较大影响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照顾。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县。
自治机关严格管理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各项专用资金、专项贷款和临时性专项补助，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扣减、挪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下达或分配财政借款、专项资金、上缴资金额度及各种债券和指标时的照顾。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享受税收优惠。
第五十条 自治县自治机关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提高筹集和融通资金的能力和效率，办好农村信用社，加强信贷管理。
自治县享受上级金融部门在贷款指标、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优惠照顾。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法律规定，自主地确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
自治机关重视对教育的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优化教育结构，搞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扫除青壮年文盲。
自治机关在经济困难、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逐步设立以寄宿为主的公办小学和中学，建立助学金制度，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民族教育，有计划地发展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重视发展朝鲜族教育，搞好双语教学，推广普通话。
自治县内的少数民族考生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享受国家规定的放宽录取标准及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照顾。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重视对教师的培训，鼓励教师在职进修，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
自治县在教育事业专项补助资金，教职员工编制、经费和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及民办教师转正指标等方面，享受国家规定的照顾。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和实施科技兴县发展规划，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
不断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制定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办好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繁荣民族文化。
自治机关保护境内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为重点，健全县、乡、村预防保健和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改善医疗设施和卫生条件。
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研究和整理，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强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计划免疫，加强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的防治，发展妇幼、老年保健事业，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法规，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六十条 自治县发展体育事业，加强城乡体育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培养体育人才，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重视发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第七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境内各族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政策教育，使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妥善解决。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帮助建立朝鲜族乡（镇），乡（镇）长应由本民族公民担任。
帮助朝鲜族乡（镇）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民族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每年9月7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按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