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汽车（包括摩托车，下同）维修行业的管理，维护汽车维修市场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专营、兼营汽车维修的国营、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
本办法所称的汽车维修是指汽车的大修、总成修理、保养、小修和专项维修。
第三条 上海市交通运输局是本市汽车维修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其所属的上海市汽车维修管理处，负责汽车维修行业的具体管理。
上海市汽车维修管理处可在市区设置管理所，负责所辖地区范围内的汽车维修行业管理。
各县交通局设置县汽车维修管理所，负责本县辖区范围内的汽车维修行业管理。业务上受上海市汽车维修管理处领导。
第四条 经营汽车专项维修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具备必要的场所、设施和合格的修车技术工人。
经营汽车的大修、总成修理、保养、小修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经营场所、厂房、停车场地和维修设备；
（二）有必要的资金；
（三）有技术人员、合格的修车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四）有质量检测设备和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量具，以及经过培训合格的质量检验人员；
（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要求。
开业的技术条件，由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制定。
第五条 凡申请开办汽车维修业，国营和集体企业需持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个体工商户需持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证明，向所在地汽车维修管理机关申请开业的技术审查；外商投资企业需持市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上海市汽车维修管理处申
请开业的技术审查。
第六条 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对开业技术审查的申请，须在七日内给予答复。经审查合格的，发给技术合格证。取得技术合格证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凭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经核准领得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七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已开办的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补办审批手续。对不符合开业技术条件的，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整顿；整顿无效的，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或注销其兼营项目。
第八条 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变动维修项目，应在变更前一个月向汽车维修管理机关申请，经审查核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凡需变动经营地点的，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的同时，应向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备案。
第九条 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歇业，应在一个月前，向汽车维修管理机关提出书面报告和交还技术合格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歇业手续。
第十条 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照章纳税，并按规定向汽车维修管理机关缴纳管理费。管理费按汽车维修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缴纳。
第十一条 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保证维修质量；
（二）禁止承修报废车辆和已列入国家强制报废范围的车辆，禁止用维修配件拼装汽车；
（三）承修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和改装在用车辆，须凭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证明；
（四）实行车辆承修登记制度和托修车辆牌照管理制度；
（五）维修车辆出厂前，须经专职检验人员检验合格并盖章。对大修或总成修理的车辆，承修者应在出厂后的三个月内和行驶里程一万公里以内负责保修；
（六）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维修作业或停放维修车辆，须得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维修车辆试车须遵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
（七）严格执行市物价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制定的汽车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工时费、材料费必须分项计算；
（八）必须使用上海市汽车维修业统一发票；
（九）按规定向汽车维修管理机关报送统计报表等资料。
第十二条 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用户因维修质量和费用发生争议时，由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汽车维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可以分别给予行政处罚：
（一）未取得市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发给的技术合格证，擅自专营或兼营汽车维修的，可责令其停止汽车维修业务，没收其非法所得（材料费除外，下同），并可处以该项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二）未经批准擅自超越规定的维修范围的，责令其停止超越维修范围，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该项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三）不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维修质量低劣而造成用户损失的，承修者应赔偿损失，并可处以该项承修营业收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四）超出规定收取维修费用，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可会同物价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不按规定使用上海市汽车维修业统一发票的，可处以该项维修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六）不缴、少缴、漏缴汽车维修行业管理费的，应督促其补缴，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应缴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七）不服从管理，不及时报送统计报表的，汽车维修管理机关应给予批评，直至责令其停业整顿。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1988年4月12日
　　　　　　　　　　　小偷被追走投无路跳河后被淹死
　　　　　　　　　　　　　　　　　　——被害人见死不救如何定性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王某因自己的一辆摩托车被偷而心生烦恼，他估计小偷应该是附近村庄的人，于是经常在村头路旁对来往车辆进行辨认和寻觅。某日当17岁的张某骑摩托车路过，王某一眼认出该车正是自己被偷的那辆，便上前大喝一声：“小贼，往哪里逃？还我摩托车。”张某见状扔下摩托车就逃，王某不去理会摩托车，对张某紧追不放。追了一段路后，两人来到一条大河旁，张某见有大河横挡，便哭了起来。王某更是抓贼心切，紧紧逼上。张某见王某渐渐赶上，便纵身跳下河去。王某来到河边，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便离开河边，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回家。事后张某被人发现已溺死在水中，家人告知，张某不识水性。
二、本案的分歧意见与问题的焦点所在
此案在互联网上披露公开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明知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而且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才离开河边，对这种危害结果王某可能存在明知，同时王某在这时的心理态度是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不说其主观上已具有了放任张某被淹死的目的，而且其客观的行为特征也已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面对他人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他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理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其理由是被害人王某明知自己将17岁的张某追至到河边时，张某作为17岁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张某也不可能打过自己从而摆脱紧追，同时王某作为成年人应该预见到在这种情况下，17岁的张某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跳河，但王某相信17岁的张某可能会游到对岸去，但因王某的轻信以致王某被淹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因此理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王某作为被害人追喊小偷张某是合法行为，在追到河边处是张某自己跳入河里的，不是自己推他的。同时在张某跳入河流后见他渐渐要沉入水中，以为他水性好，在河底向对岸游去，即使后来得知他不会游泳，王某也没有负有救助的义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规定即无罪。因此王某不构成犯罪。
本案的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王某在面对王某处于危险境地，是否负有救助义务，即是否存在不作为。二是王某的行为和张某被淹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对本案焦点的法理评析：
（一）是否存在不作为
1、不作为犯罪的构成条件。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不作为犯罪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种特定义务是法律或社会要求行为人必须履行的。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些特定义务，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刑律时，应负刑事责任。(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特定义务，是以行为人能够履行，即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只有在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是不作为。所谓能够履行义务，是指行为人自身有能力和客观上有条件履行义务，也就是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仍未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都不是不作为。如仓库保管员被歹徒捆绑起来，眼看着国家财产被盗而无法履行防盗义务，就不是不作为犯罪。只有当行为人具备履行义务能力时，行为人的不作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是主客观一致原则的具体体现。(3)由于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从而产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是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决定性条件。行为人虽未履行特定义务，但未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构成不作为犯罪。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否则不能成立。
2、不作为犯罪中特定义务的表现形式。如前所述，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这种特定义务来源有以下几种: 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的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行为人在一定情况下的先前行为。针对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是基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义务，当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给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造成危险时,行为人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的特定作为义务。例如司机甲开车把乙撞伤，这里甲撞伤乙是先前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而使甲产生了特定的义务即将乙送往医院抢救;行为人因用火不慎具有引起火灾的危险,负有消除这种危险的义务等等。这些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使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了特殊性。
3、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具有特殊性。我们知道,在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直接出自原因———即作为行为———的本身,例如,在甲开枪打死乙、丙挥刀砍死丁这类典型的作为犯罪中,造成乙、丁死亡的原因,均直接出自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换言之,是甲的开枪行为和丙的挥刀行为直接造成了乙和丁的死亡。但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中,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却不是直接出自原因中,即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中,而是出自另一个原因中。例如,某城市保育员王某带领十几名幼儿外出游玩,途中幼儿李某失足坠入路旁粪池。王某发现后,一边呼救,一边用竹杆测试粪水的深浅。尽管测得粪水只有约80分公深,但王某仍不肯下池救人,待农民张某闻声赶来下池救李某时,李某已被淹死。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显然都不是直接出自行为人的不作为。例如,致幼儿李某死亡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保育员王某的不救人,这正是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不作为犯罪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不作为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也可以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例如在母亲不哺乳婴儿致婴儿饿死、铁路扳道工不扳道致列车相撞之类的案件中,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关系公式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义务，结果就不会发生，故不履行义务是原因，它和作为犯罪的条件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因果联系的内容是相同的。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在他面对张某处于危险境地、负有救助义务而不作为，致使张某死亡，张某因躲避王某追喊而跳河，在见张某在水中上下翻滚，又渐渐要沉入水中时，王某负有求助义务，因为这种义务是王某的先前追喊的行为导致的，故符合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二）是否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1、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涵义。所谓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之间所具有的一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在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因果关系问题一般是置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进行研究的,对于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具体的危险犯,必须存在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或具体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方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进而可以进行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而我国刑法理论则一般是在犯罪客观方面研究因果关系的问题,并且,通说还认为,因果关系乃一切结果犯所必备的构成要件。 然而,最为复杂的是,究竟何种情况下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可以归责的因果关系?概括而言,迄今为止,在因果关系问题上最有力的主要是三种学说:“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
2、以条件说为基础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条件说”理论在司法实践当中运用较多。采取条件说，即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与此同时，应采用禁止溯及理论，即当一个行为或者事实独立地导致了结果发生时，就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该（或归属于该事实），而不能追溯至先前条件；此外，不排除就特别案件提出特别要求。条件说理论表现以下几种类型：假定的因果关系；二重的因果关系；重叠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断绝等。因果关系的断绝，又称“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其他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第三人因素、被害人因素等，若介入因素独立于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则不构成因果关系，反之，则因果关系成立。总之应通过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大小等，判断前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行为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为逃避追杀而落下悬崖致死。
至于其中的被害人因素，实践中被害人为什么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
系产生影响?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探讨。首先,强调指出的是，刑法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以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对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一种规范评价的过程。而由于犯罪的发生,很多情况下,就是犯罪人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重大权利进行侵害的过程,因此,被害人必然在国家的刑事追诉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家必须通过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要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护,必然也就应当对被害人的一些
具体状况进行评价,从而,也就决定某些情况下,被害人所实施的一些行为或被害人自身的特殊状况,会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正如许多刑法学家指出的,刑法本质上是国家平衡各种利益的重要工具之一,因而刑法在调整社会利益时,应当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 而在刑法调整的利益中,存在最大的对立而又最需要调和的就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一方面,被害人因为深受犯罪之苦,往往对犯罪人恨之入骨,甚至产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绪;而另一方面,犯罪人虽然曾经是他人利益的侵犯者,但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却又无可质疑地成为弱者,必然渴求国家法律的庇护,以使其利益免受法律之外的过分剥夺。然而,对于国家来说,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国家都有义务对其利益依法加以保护,因而,国家在定罪量刑时,也就应当尽可能地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为实现此目的,国家固然首先应当对犯罪人利益根据其犯下的罪行进行剥夺,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矫正的正义”;但同时,国家又还应当防止犯罪人的利益被过分地剥夺,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被过分倾斜。因此,国家在进行因果关系的考量时必须对被害人的因素进行全面审视。
结合上述法理分析及本案案情，笔者认为，王某的行为和张某的死亡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条件说基础理论，此种情形属于介入其他因素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因王某对张某死亡主观上没有故意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杀人行为，故不构成故意伤人罪。但对王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时，要考虑本案的特殊案情，对其量刑时可以从轻、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