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结核病防治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和消除结核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加强结核病防治机构的建设，落实防治经费。
鼓励社会各界资助结核病防治工作。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结核病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结核病防治工作。
农垦、森工、铁路系统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结核病防治机构承担本系统内结核病防治工作，并接受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驻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按军队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内部规定进行。但发现地方就诊的结核病人或可疑结核病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各级财政、药品监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保险等部门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结核病防治的保障和宣传教育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预防接种
第七条 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负责组织本地区卡介苗接种工作。
第八条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应当按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设立卡介苗接种站，在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指导下，负责本区域、本单位卡介苗接种和资料统计报告。
第九条 负责卡介苗接种工作的人员应当经过县级以上结核病防治机构业务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卡介苗接种技术合格证》，方可参加接种工作。
第十条 卡介苗和结核菌素经费应当由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 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应当接种卡介苗，禁忌症者待禁忌症消除后进行补种。
第十二条 卡介苗接种和结核菌素试验中发生的异常反应和事故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同时报当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与事故鉴定小组认定，并逐级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三章 结核病人的报告和登记
第十三条 活动性肺结核病人和新发肺外结核病人为登记对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结核病防治机构为本地区中心登记单位，设专人负责登记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对初诊为活动性肺结核和疑似肺结核的就诊病人，城镇于12小时内，农村于24小时内向病人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报疫情卡，同时将病人转至其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确诊和登记。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对确诊为新发肺外结核病人于一周内向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报告。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发现结核病人死亡的病例应当在填写死亡报告卡的同时，向当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报告。
负责登记的结核病防治机构应当向同级防疫站报告结核病疫情情况。

第四章 肺结核病人的治疗和管理
第十六条 肺结核病列为国家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第十七条 活动性肺结核病人一经发现应当及时进行治疗，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为主要治疗对象，由本区域或本单位的预防保健人员实施全程督导管理或强化期督导管理。
第十八条 凡被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的病人，均应当接受结核病防治机构的治疗。
结核病专科医院对住院治疗的肺结核病人，在其出院时应当将治疗结果报告其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未愈出院的病人应当转至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继续治疗。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对危、急、重症肺结核病人应当积极抢救治疗，待抢救成功后将病人及时转至居住地结核病防治机构或结核病专科医院，除此之外不得收治。
第十九条 乡村、街道等基层预防保健人员负责本区域和本单位肺结核病人的化疗管理工作。结核病防治机构应当做好督导工作并定期访视传染性肺结核病人，核实用药情况，注意病人用药的毒副反应。
第二十条 享受公费医疗、医疗劳保和医疗保险的肺结核病人的医疗费用由有关单位给予保证。不享受上述医疗保障的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的药物费用自理，但确因生活困难，无治疗能力的，非住院患者所用抗结核病药物费用，经当地基层组织和结核病防治机构证明、确认，由各级人民
政府予以解决。

第五章 控制传染
第二十一条 传染性肺结核病人（含流动、暂住人口）应当避免传播或可能传播结核病的行为，主动配合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治疗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下列人员应当按国家规定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含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的预防性结核病体检：
（一）新参加工作、参军、入学的人员；
（二）食品、药品、化妆品的从业人员；
（三）教育、托幼单位的从业人员；
（四）《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范围内的从业人员；
（五）劳改劳教人员；
（六）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人员。
体检中发现的传染性肺结核病人，应当按规定通知患者所在单位，停止现行学业或工作，接受治疗。已经治愈者凭结核病防治机构证明方可恢复学业或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医疗预防机构应当按规定对结核菌污染的场所、污水、痰液、排泄物和废弃培养基等进行消毒或卫生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结核病发病率高的少数民族每两年集体进行一次结核病体检。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结核病防治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对结核病的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二）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进结核病防治管理工作；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聘任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结核病防治机构的传染病管理监督员执行下列任务：
（一）监督检查本条例的执行情况；
（二）对违法单位或个人提出处罚建议；
（三）及时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预防和控制结核病措施的建议。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的解聘，由原发证机关决定，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和本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50元至300元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500元至1
000元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4000元至1万元罚款：
（一）出现未种、漏种或迟种卡介苗的；
（二）不报、漏报、谎报、迟报结核病疫情或发现肺结核和疑似肺结核病人未转诊的；
（三）擅自收治肺结核病人的；
（四）肺结核病人未愈出院后未进行转诊的；
（五）乡村、街道等基层预防保健人员未按规定管理肺结核病人的；
（六）拒绝接受预防性结核病体检或患有传染性肺结核病的从业人员在传染期内仍从事原工作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在卡介苗接种工作中发生责任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吊销卡介苗接种技术合格证，调离原岗位，并按国家或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依法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含义：
（一）结核病防治机构：指各级结核病防治所（科）、各系统结核病防治所（科）和厂企医院结核科；
（二）结核病专科医院：指行政关系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结核病专业医院及传染病院结核科。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9年2月1日起施行，1986年1月1日实施的《黑龙江省结核病防治条例》同时废止。



1998年12月12日
司法改革应当关注司法效益
阿　江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进行司法改革的主旋律，提出司法效益的问题可能是一种不和谐音。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如果不关注司法效益，不仅会增加司法改革的成本，而且将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甚至会最终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效益的价值定位
　　毫无疑问，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探索。但笔者在进行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时候，同样感觉到司法效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司法效益重新进行价值定位。
　　首先，诉讼效益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根本动力。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和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的代价。追求诉讼利益通常是当事人从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动因。当然，在诉讼活动中，也会发现一些当事人象“秋菊打官司”一样，只是为了“讨个说法”。但总的来看，希望得到诉讼利益，或者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降低成本，是绝大多数当事人的基本诉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法效益应当成为司法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效益的公正是没有价值的公正。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的说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迟到的公正是大打折扣或贬值的公正。就我国现状而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固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但司法效益低下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当事人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企业倒闭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效率低、成本高，使不少当事人望而生畏。在此情况下，公正对他们来说有何用?可见，公正本身并不是目的，没有效益，公正也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第三，忽略司法效益问题，将会给司法改革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将会加大司法改革的成本。正如在寒冷的冬天盖楼房，因为怕冷而不留任何窗户，而在炎热的夏天来临时，才发现楼房的缺陷，而不得不将已盖好的楼房拆了重建。如果我们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时候，只看到司法不公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司法不公后面潜伏着的司法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仅关注公正价值，从而构筑司法体制和程序，那么五年或十年后，我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这个体制和程序。
　　第四，司法机关在司法效益方面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几年来，人民法院每年各类一审案件都在500多万件以上，而且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根据国家编委的意见，审判人员的编制，还要进一步精简。以北京海淀区法院为例，1999年一方面是案件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编制的压缩，势必出现许多案件久拖不结。从现实情况看，已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有的甚至五、六年结不了案。这种情况的存在，许多就是现存制度不合理的表现。同国外的一些法官办案速度相比，我们的办案效率相对较低。这同样也与体制和程序的合理性有关。还应当看到，司法公正和效益虽然有相辅相承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的一面。如果在改革中不关注效益问题，强调程序的公正情况可能损害效益，从而使效益问题更趋恶化，几年后，这个问题将可能变成灾难性的问题。所以，笔者要大声疾呼，司法改革应当在注重公正价值的同时也要关注司法效益问题。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需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剖析：
　　第一个层面，司法效益是司法“产出”与司法“投入”之比。司法产出不仅包括当事人的诉讼利益，而且包括国家、社会从司法进程中所获取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而且包括伦理的、政治的等其他非经济的效益；不仅包括司法活动内的直接效益，而且包括司法活动以外的间接效益；不仅包括积极效益，而且包括负面效应；不仅包括物质效益，而且包括精神效应。与此相应，司法投入也是一个复杂的参数。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投入，而且包括国家、社会的投入；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投入；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成本，而且包括政治、伦理等大量经济方面的代价；不仅包括财产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力、时间方面投入；不仅包括直接投入，而且包括间接投入。
　　第二个层面，从司法效益的结构要素来看，司法效益受以下几个要素的制约：从司法“产出”的角度来看，裁判结果的公正率、影响力、幅射力、利用率，以及裁判结果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价值含量等等都是决定司法“产出”的重要参数；从司法“投入”的角度来看，各方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投入、司法程序的科学与合理程序、司法效率等等是决定司法投入的“重要参数”。
　　第三个层面，司法效益应当是国家、社会以及当事人各方效益的综合状况。在司法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各方的利害关系在某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同一司法过程的结果，对上述各方主体来说，司法效益的有无或大小都是不相同的，甚至会出现此消彼涨、此损彼益的状态。因此，提出司法效益必须综合考虑各方主体之间的边际影响，同时根据公认的价值准则综合权衡各方的利弊损失，从而实现司法效益的综合优化。
提高司法效益的制度性思考
　　提出司法利益的基本思路是减少“投入”，增加“产出”。这里仅就有关司法制定的设计问题谈几点浅见：
　　第一，在保证法院的终局裁决权的前提下，赋予某些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不管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均会大量增加，这是一个世界性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对案件进行分流，不把全部案件集中到司法机关，让相当一些行政机关甚至中介组织来行使部分司法裁决权，也就是说授予行政机关或某些社会组织一些准司法权。事实上，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同一个商标或专利侵权，行为人可能既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同时也侵犯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处理这个行政案件时，必然要对相关争议进行调查、了解。为了节省整个国家解决争议的成本，相当一些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对相关民事争议的初步裁决权，让行政机关裁决与其行使职权相关的民事争议。为了保证争议能得到公平解决，这些国家在赋予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的同时，让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所谓终局裁决权的概念就产生于这个领域。在我国，曾经有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规定(如商标法、专利法)。但由于我国有一种行政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权的定势观念，好象行政机关处理了民事争议就侵犯了司法权。而有的行政机关由于不愿当被告，不愿接受司法监督，又不愿行使这种权力。最近，在修改专利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只能拥有调解权而不能拥有裁决权，这种见解未必妥当。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应当大幅度地授予行政机关准司法权，从而消化大量的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司法机关作出终局裁决。这样既提高了司法效益，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降低了争诉成本，又可以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二，在提高法官素质的前提下扩大独任审判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现存的审判制度，从审判主体方面看，主要的或基本的是实行合议制。合议制是基本的审判制度之一。只有按照简易程序处理的简单案件才能使用独任制，由独任法官一人审判。合议制有其长处，可以纠正个人的某些偏失或弥补个人素质的不足。但将一个人能做的事变为三个人做，显然会影响效益。要提高效益必须大幅度扩大独任审判的范围。目前，适用普通程序多适用简易程序少，特别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实现公正把程序搞得更加复杂化了。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过分地牺性效率，终会损害公正。因此提高司法效益必须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精简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司法程序最要害的部分是什么?这就有个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或者说公正程序的最低标准问题。有必要对现有程序进行分类，对那些实现司法公正价值不大的程序，应当精简，保留与公正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重要环节。
　　第三，在强化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目前，司法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法官提出裁判意见以后要层层报批。有的案件合议庭提出意见后交审判组审查，审判组审查后交副庭长，副庭长看后要提交庭长看，庭长看后交庭务会讨论，庭务会讨论后报主管院长，主管院长审核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流程，严重影响了审判效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要走法官独立审判这条道路。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官独立和法院独立是不矛盾的，正如西方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排斥法官独立，而且更强调法官独立一样。法院独立审判最终有赖于法官的独立审判。我国为什么实行法院独立审判而不像苏联那样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笔者曾查阅建国初期的档案，当时唯一的理由是法官素质不高，并说将来法官素质提高之后，将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今天共和国已成立50周年，我们的法官素质如果说仍然不够理想的话，应该说与我们的体制本身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要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即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取消庭务会讨论案件，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必须加强对现有法官及合议庭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和制约法官和合议庭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和制约最终还是寄希望于当事人。当事人的监督和制约是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应当通过重新配制法官权力和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而不是在法官之上形成一个监督链或是给他设立诸多上司。
　　第四，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处分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审理的范围。由于受审判的超职权主义特征的影响，审理的范围被人为扩大，从而影响了司法效率。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要审，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也要审，当事人放弃的或要求撤诉的，出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立场也不让撤诉。这些作法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审理范围，而且影响了司法效益。
　　第五，在确保诉讼活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诉讼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也包括间接成本；既包括表面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既包括国家、社会成本，也包括当事人成本。司法改革不能将国家成本完全转化为当事人成本。司法成本的转移并不是司法成本的降低。当然，诉讼成本有一个各方主体合理分担的问题，这要进行综合分析。但总的目标是要降低诉讼的综合成本。
　　第六，要在司法职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力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要通过个案的审理，充分发挥司法过程的宣教功能，从而全面实现司法的经济、伦理、政治等价值，推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